本文转自:新华网
2023年2月20日,阿里研究院主办的“数实融合的第三次浪潮”——2023新经济智库大会,邀请十余位来自学术界、产业界和咨询界的顶级学者、专家和企业家齐聚一堂,围绕“数实融合的第三次浪潮”这一话题,展开思想和观点的深度碰撞。
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以《数实融合要有新认识》为题进行主题演讲。他认为,数字经济是发展的未来,而实体经济是发展的基础,数字经济可以提升传统实体经济。
(资料图片仅供参考)
以下为刘尚希院长演讲主要内容整理——
一、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
数字经济是未来的主体经济形态。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不是对立的,而是一体的。以发展的眼光来看,数字经济是发展的未来,实体经济是发展的基础。
同时,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还是存量与增量的关系。发展要有增量,增量体现在数字经济。数字经济是未来的增长点。不能简单地把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分离割裂开来,实体经济的未来还要靠数字化提升。
数字经济和工业经济有完全不同的底层逻辑。比如说,与传统工业经济相比,数字经济的微观基础发生了根本性变化,即平台型企业的出现。
平台型企业跟传统的科层制企业最大的不同,体现在开放性上。传统科层制企业有很强的封闭性,由董事会、总经理作决策,层层执行,而平台型企业是一种自组织型的生态,每个人都是一个自主的主体,主体可以自动组合成小微群,小微群再进一步组合,组成大群,逐渐地形成一种生态。这就像人身上的细胞,不同的细胞进行组合,形成了脏器,再进一步延伸形成骨骼肌肉皮肤,形成了整个人。数字经济的微观基础恰恰就像新细胞,比工业经济活力更强。
如果基于工业经济的逻辑去认识和规制平台型企业,可能导致严重的错误。数字经济是国家的未来,一步赶不上、步步赶不上,会影响国家竞争力。因此,对数字经济的监管要做到审慎包容。
另外,要重视数据的作用。作为数字经济的生产要素,数据已经成为关键的要素,可用的资源更多了,不可交易的资源变成可以交易,这在工业经济条件下是不可能的。平台经济也被称为共享经济,它意味着存量社会财富可以得到更充分有效的利用,进一步提高效率。同时,虚拟研发、虚拟制造、虚拟培训等在虚拟空间中实现的形式,在传统的工业经济条件下成本极高,甚至不可实施;但在数字经济条件下,恰恰成本很低、效率很高,意味着研发、设计、培训速度大大加快,个性化定制也可低成本提供。
数字化自组织的功能形成生态,正快速改变经济、社会,甚至政府组织方式,体现数字化的高渗透性、高增值性。数字革命带来的不仅仅是数字经济,还包括数字社会、数字文明。
二、数字经济需要宽松的发展环境
数实融合动力来自于市场,政府为之创造条件,但不能替代市场的作用。中国数字经济从消费服务业起步,在市场经济条件下,通过市场的自组织功能,通过创新和企业家精神,不断成长壮大。数字消费不只是消费方式的改变,更是消费市场逻辑的彻底颠覆。传统的消费市场是物理时空里人工、线下的方式;现在消费市场是在虚拟空间完成交易的,不受物理时空限制,效率大大提升,成本大大降低。这种在虚拟空间实现的供需匹配为制造业提供了全新的数字供应链。
中国数字经济快速发展得益于政府创造的宽松环境。凭借这种宽松的环境,中国抓住了数字革命这个战略性机遇,缩短了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。今后数字化转型过程中,特别是各个产业的数字化,仍要依靠这种宽松环境。数字化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迭代创新的过程,而迭代创新是没有参照系的无人区,面临着巨大的不确定性,有可能成功,也有可能失败,可能带来好的结果,也可能带来坏的结果。不能按照传统思维去判断认定,否则可能遏制一些好的结果。
目前,产业数字化需要大量的“数字中介企业”。数字中介企业提供各种各样的数字服务,比如说中国的SaaS市场。中国的SaaS市场只有美国的十分之一。对小企业来说,数字化转型恰恰需要进一步推动这些数字中介企业的发展。
总之,数字经济要快速发展,政府要为数字经济保驾护航,提供宽松的环境。
三、传统产业政策已不适用于数字化时代
传统产业政策跟现在的数字化时代已经不匹配了。
传统产业政策适用于工业经济升级,而不适用数字化转型。升级意味着是在原有路径上的提升,转型意味着是换轨发展。数字化转型,就是换轨换道,而不是在原有路径上继续提升。传统产业政策在促进工业经济升级方面有一定的作用,但在数字化转型方面的作用急剧下降。数字化转型要创造各种应用场景,企业要自我革命,调整企业科层组织方式。例如,海尔的新模式就是把传统工业企业科层组织模式变成了平台模式。
海尔的这种管理模式转型变成了发达国家教科书上的案例,这种变化是颠覆性的。在传统工业经济条件下,各个行业相对独立;现在各个行业不断融合,边界越来越模糊。海尔制造电视机、洗衣机是典型的制造业,但现在充分利用数字技术,转型到健康、养老、医疗、消费等行业。传统产业政策中,产业边界很清晰;当跨界融合时,很多新业态就不再适合于传统的产业政策。
数字经济迭代升级很快,其竞争是跨代的。在这种情况下,一些产业政策效果未必如愿,出现有心栽花花不开、无心插柳柳成荫的局面。传统产业政策跟数字化的匹配性已经大大下降。政府也需要政策创新,以更好地支持数字经济健康发展。
四、以“数字化为主导、工业化为基础”来重塑政府与市场关系
要以“数字化为主导、工业化为基础”来重塑政府与市场的关系。面向未来,数字经济条件下政府与市场的关系,与工业经济条件下一定是不同的。数字经济的微观基础、定价机制、竞争方式都不同了,垄断或者不正当竞争,这些怎么去判断,需要新认识。为此,要有一个新的方针,也是数实融合的方针,以此来对待新的经济形态,这个方针就是以数字化为主导、工业化为基础。
工业化依然很重要,它是基础,在这一基础之上,要大力发展数字经济。所以,切不可把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作为对立关系来理解。中国的工业化基础还需要进一步夯实,在此基础上大力推动经济全面数字化,通过数字化把工业化变成数字经济,把传统工业经济的各个产业变成数字经济,让我们的国家竞争力上一个大的台阶,实现质的提升。数实融合事关我们国家未来发展的可持续性,关系到我们国家的国际竞争力,这是一件大事,需要大家都来深入的思考,共同来推动数实融合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