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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日，中房集团原董事长孟晓苏表示，征收遗产税是社会进步的表现，是创造社会公平的表现。他认为，可以将1000万作为遗产税的起征点，过了1000万少征一点，真是到了大富大贵的一个人，不征就不应该了，那么应该逐渐提高。国外遗产税的上限有的达到50%甚至60%，有的还更高。对于高收入阶层和富裕家庭，需要在适当时候征收税收。

有关遗产税的问题，早就有人提过建议，应当择时开征，以调节社会财富的分配，也更好地体现社会公平。否则，贫富差距拉大，对社会稳定和社会和谐都会产生不利影响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应当尽快开征遗产税。更有专家建议，应当开征遗产与赠与税，对赠与行为也收取税收，避免富人通过赠与方式避税或逃税。

那么，为什么至今没有开征遗产税呢？有人担心，开征遗产税后，会不会引发富人向外转移财产？从国外开征遗产税的实际情况来看，这种担心并不是多余的，确实可能会出现这样的现象。有的国家因此而取消了遗产税，如澳大利亚。但是，也不要害怕，可以从制度上堵塞漏洞。譬如设立资本转移税，对需要向外转移的资产收取资本转移税，且税率一般都很高，以防止开征遗产税后富人向外转移资产。就算要转移资产，也必须缴纳相当数量的资本转移税。有些富人，也许就会放弃向外转移资产的念头。至于通过暗道转移，那是必须见一起、打一起，且处罚从严。

还有人担心，开征遗产税和增开资本转移税，还有可能对外来投资带来不利影响。实事求是地讲，这也是需要考虑的问题，是可能出现的现象。如何避免，当然可以从税率设置、豁免人群和收入方面做文章，提出一些可豁免的人群和收入，包括外来投资产生的收益、在华工作获得较高收益的外国人等，都可以减免或降低遗产税、资本转移税，从而有效减缓遗产税和资本转移税对外来投资的影响。这也预示着，开征遗产税是一把“双刃剑”，搞好了，能够公平社会财富分配、更好地发挥社会财富的作用、提高社会资源配置效率，搞不好，也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，必须兴利除弊，切实发挥好遗产税的作用。

当然，开征遗产税，也必须充分考虑中国实际，适合中国特点，开征初期，遗产税的税率可以适当低一些，而不要起步就把税率定得很高，以减轻富人对开征遗产税的恐惧感。随着时机逐步成熟，富人适应了缴纳遗产税，再依据实际情况决定是否提高遗产税税率。可以肯定，在社会财富不断增多的情况下，富人对遗产税的接受度也会越来越高，对遗产税的适应能力越来越强。

需要注意的是，如果遗产税的开征时机把握不好，或者税率等设置不科学，也会产生一定的负面作用，除可能出现富向外转移财产、对外来投资产生不利影响外，还有可能对中等收入群体中的较高收入者形成伤害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设置税率也是非常重要的方面。孟晓苏董事长提出将1000万作为遗产税的起征点，还是比较符合中国目前的实际的，是可行的。这样的起征点，对中等收入群体是能够起到保护作用的。

而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，由于富人阶层拥有了太多的财富，富人阶层拥有的财富占全部财富的比重太高，如果不开征遗产税，会带来社会财富分配的日益不合理，使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。开征遗产税的时机已经成熟、条件已经具备。需要做的工作，主要是技术层面的，亦即财富分布的基本状况、显性财富与隐性财富的分布状况、家庭财产的透明度、遗产税的征收范围、税率的设置、税务部门的技术条件等。如果这些方面问题解决了，开征遗产税还是难度不大的。特别在财政收入增长难度加大的情况下，开征遗产税对于缓解财政困难也能起到积极作用。

遗产税早晚要开征，晚开征不如早开征，早开征早得益，早开征也能让富人的纳税意识更强。所以，有关方面有必要对开征遗产税做精心研究，提出遗产税开征方案，并广泛征求意见，加大宣传力度，营造良好环境，最大限度地减少遗产税开征的难度和阻力。